但现在，才刚明初，建文帝纵然增加工商税，也收不上来多少，甚至还有可能因为重税而延误了工商业的发展，实在是得不偿失！
建文帝可还希望通过明朝工商业的进步，让大明朝更加强大呢，现在怎么可能为了一点儿利益而阻断了帝国未来发展的潜力？
思及此，轻咳一声，建文帝道：“江南乃国朝的鱼米之乡，稻米一年两熟，减免了江南税赋，朝廷财有急，户部寅吃卯粮，调度不开，朕亦无法，如果爱卿有更好的法子开扩朝廷财源，朕亦非必罢江南税策！”
说到这里，建文帝就有些痛恨起朝廷中的江浙籍官员来。
凭心而论，他的前身是真想干出一番于国于民有利的大事业，成就一代帝皇伟业的，他的新政也并非全无是处。
不过他的经验，不管是与朱元璋的老辣睿智比较起来，还是与朱元璋出自民间，熟知民情的阅历比较起来，都差得太远。
所以许多政策，要么缺乏远见，要么就是被文臣们所蒙蔽，挟杂些私货兜售给皇上，他却不知真相。
就比如这江南税赋，江南苏州、松江、湖州、嘉兴四地的税赋，的确是高于其他地方的，但那是因为这些地区最为富裕。
而且，明朝赋税极低，不管是田税还是商税都是三十税一，苏州、松江等富庶地区的重税是相对于这个普遍税率而言的。
以上四个地区，一直都是江南乃至整个天下最富裕的地区，要按江浙籍贯官员的说法，这“重赋”重到了这些地区无法承受，阻遏了地方经济发展，却也未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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