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叔父可以代替我父吗？这样仲子家的主公能认同吗？如果我和我叔父比较，不是更应该认同我这个儿子吗？”
“不是的，公。主公不在叔公可以替代他，但是公不可以。一是公年龄，二是主公没有对外制定公可以替代他，所以，按照礼，这种事情只能有叔公来做。”
周书灿不甘心的认同，“原来这样啊。”
亏他还是学先前的，对于周礼还是很多的不懂啊。鲁国是周子的近亲，除了王城洛阳，普下也就是鲁国最讲究周礼了，这也就是为什么那么多的诸侯国，也只有鲁国被称为“礼仪之邦”的缘故了。
“周之最亲莫如鲁，而鲁所宜翼戴者莫如周”。伯禽在位四十余年，坚持使用周礼治理鲁国，又加上成王赋予了鲁国“郊祭文王”、“奏子礼乐”的资格，鲁国因此在立国之初就奠定了丰厚的周文化基础。
而在后来“礼坏乐崩”的时代，鲁国则成为龄型周礼的保存者和实施者，世人称“周礼尽在鲁矣”。鲁国成为典型周礼的保存者和实施者，世人称“周礼尽在鲁矣”。
其次，春秋时期的楚县因设于边地，所以往往还具有军事重镇性质。县邑不仅是军赋供应的主要基地，同时也是军队的主要来源地之一。楚国的申、息之师就是一支非常强悍的军事力量。左传成公六年记载“楚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之师救蔡。”当时申、息的军事力量能与一大国抗衡，明其军事力量相当强大。左传成公七年曾追述楚庄王十九年之事“楚围宋之役，子重请取申、吕以为赏田，王许之。申公巫臣曰不可此申、吕之所以邑也，是以为赋，以御北方。若其之，是无申、吕也，晋、郑必至于汉，王乃至。”正因为此，楚王非常注意从军事方面加强对县邑的控制与管理。楚王定期派官员对县邑军队进行训练。左传昭公十四年记载“楚子使然丹简上国之兵于宗丘使屈罢简东国之兵于召陵，亦如之。”杜注“简，选练也。”又“上国，在国都之西，西方居上游，故谓之上国。”东国之兵应是“兵在国都之东者”。由此可见，县邑军队应该是直属于楚王的。起初，楚灭一国建一县，故县的规模较晋国往往要大得多。这样一来，也容易造成割据之势。如国语楚语上记载“楚灵王城陈、蔡、不，使仆夫子皙问于范无宇，曰吾不服诸夏而独事晋，何也唯晋近我远也，今吾城三国，赋皆千乘，亦当晋也。又加以楚，诸侯其来乎”范无宇却告诫灵王“且夫制城邑，若体性焉。有首领股肱至于手拇毛脉，大能掉，故变而不勤。地有高下，有晦明，民有君臣，国有都鄙，古之制也。夫边境者，国之尾也。譬之如牛马。处暑之既至，虻蛮之既多矣而不能掉其尾。臣亦惧之。不然，是三城也，岂不使诸侯之心惕惕焉。”正因为春秋时期所置边地县邑存在着“尾大不掉”的隐患，所以后来楚国开始注意缩县邑的规模，削弱县邑的力量，改变县邑的性质。战国以后，楚国之县逐渐由边地军事重镇性质向地方行政区划性质转化。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春秋时期的楚县，基本上是建立在新的政治、经济与军事制度的基础之上的。顾颉刚先生“楚的县是直隶于君主的，没有封建的成分在内。这便是完全打破封建制度的秦始皇的郡县制的先声了。”32顾先生的论述有一定的道理，也较为接近春秋时期的历史实际。既然，春秋时期的楚县仅仅是秦始皇郡县制度的先声，那就明其本身与郡县之县仍有一些严格的甚至是实质性的区别。有的学者指出“其基层组织尚未重新改造即尚未从氏族组织改造成为什、伍、乡、里，且县的幅员未经过有意识的划定，故还未成为郡县之县。”42只有到了战国、秦汉时期，郡县制开始在各国得到普遍推行，县的性质才开始再次发生崭新的变化，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县开始了由县邑之县向作为地方行政区划的郡县之县的转变。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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