冤家宜解不宜结

冤家宜解不宜结

清朝的蒲松龄认为:立，就是卓然自立的意思。要在怨仇之时，是非之间，站稳脚，站牢身。所交往的都是正派人，所做的都是好事，使了解我的人爱我而不忍伤害，恨我的人怕我而不敢妄动，这样的才可称之为人。有的人能够筹划算计，关起门过日子，家里粮满仓，钱满柜，这也可算是自立了;然而十里而外，没人知道其姓名，亲族之中，多不了解其人，如侥幸无事，才可以暂得安宁，这种人仅仅可说是人而已，实在说是可有可无了。更有不能称作人的:他们高不能读书考察古事，以获取好的名声，低不能费心出力，以换取钱财;只能在卑琐的地方，碎草土堆里，喝几口浊酒，吃两碗脏饭，见到不三不四的同伙，就呼兄唤弟，神气活现，而见到正人君子，却敛声匿气，萎缩避藏。这种人品行越来越乖张，而家业越来越衰败，现在成何样子。将来又会是什么样的结局啊?

人不是圣人贤哲，怎么会没有过失?有了过失能够改正，就是没有过失了。及第之人有的身居高位、听不到别人的忠告;有的处身于偏僻乡里，看不到正事;所作所为不仁不义，竟然习以为常，不以为体。当此之时，就有赖于良友的规劝了。他为声色所迷，我以冷淡的态度提醒之;他暴怒发火，我用宽和的态度缓解之。忠言劝告，从善如流，这才是良友。

在燥热之中当头浇盆凉水，能够陷然省悟的，木是势所应该;不过勃然变色、听不进劝谏的人，也是常有的。如果他以怨报德，此所谓当事者迷，这时不宜再做辩白，而应抽身而去。等到他时兴过去，大祸临头，就会悲从中来，痛哭流涕地说:“我要是早听某人的话，一定不会落到这步田地的。”到这个时候，我虽然为朋友的败落而难过，然而在朋友情分上却是问心无愧的。倘若当时-味奉承迎合，唯唯诺诺，只为取得对方高兴，那么，朋友的小痛小痒倒是未必喜欢我来搔的，而一经等到为后人所指责，不得好下场的时候，他回想当年某人在场，并未有一言劝告，于是就会喊着名字痛骂:“小人!小人!”这样，我还怎么做人呢!

《论语》说:“人如果不守信用，真不知道怎么可以。”所以大丈夫不要轻易对人许诺。甚至两国之间交往，不要盟誓而只要季路的一句话，没有别的，只因季路讲究信誉。有的人酒席上说得相互投机，便慷慨许愿，人家还在等待中，许愿者却早已经忘了，这还能够为人吗?更有虚安荒诞之人，信口胡言，并非出之于心，望风捕影，恍如亲见，乍听起来，煞有介事，因失去信誉，再见到此人，便不被当作人看待，逗引做鸡叫狗吠的样子，当作笑料，也够可悲的了。还有人知人有畏惧心理，就制造凶险的消息吓唬他，知人对什么事抱有希望就编造好消息欺骗他，并在一旁指指点点，取笑取乐，自以为得意。如果是小来小去，闹着玩儿，还可以说得过去，倘若事关重大，就会惹出杀身之祸、人命大事来。所谓信，即诚实。没有什么可以不实在，朋友之间自然不例外。父子兄弟之间，诚实固然能够相亲相爱，相疑倒也不必担心;只有朋友原本是疏远之人，而在一起相处的，即便披肝沥胆，尚且怕不能相互信任，如果变化不定，不守信用，谁还拿他当人呢!现合人与人没有一点关系的话，怎么会产生怨恨?产生怨恨的人，就算不是乡里故旧，也一定是和我相识的人。即使有小事纠纷，小怨小恨，也应当原谅对方，他本是失之偶然的情绪冲动，内心里实际上没有什么。当怨恨之气刚起时，就应当扪心自问，想自己不对的地方，这样火气便可减去一半。若进一步追想:“这人和我在一起打交道的时间最长，这人平时和我要好的时候还很多。”这样，怒气就全消了。况且，一生起气来就会越想越气，逞起强来时很像英雄似的，然而气头一过，无穷烦恼就会随之而来。

相反，没有别的因素干扰，想开时火气就会全消，尽管克制自己有时会因有失面子而不大好受，然而过了这一阵，心情却会十分轻快清爽。再说冤家宜解不宜结，不解怨就会积怨成仇，越积越深，彼此间幸灾乐祸，怨对怨、仇对仇，什么时候能够完结?如果其中有一方能取主动，在对方有喜事时去祝贺，有悲哀事时去安慰，有灾难病患时去帮助，那么，对方没有不被感化释怨的，否则就不是人了。既然这样，为什么我不去主动感化人，反而等着人家来感化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