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的秋天，秋虫叫的正欢的时候。
天刚黑下来。
在高台生产队的姚家胡同最东头的院落里。
一盏昏黄的白炽灯泡，挂在北房堂屋那没有刷漆的门框上。
堂屋门前，虽然只是用三合土砸实着的地面，连水泥都没有覆盖。
但干干净净的泛着白光，摆放着一张红漆小方桌。
桌上一小碟油炸花生米，一大盆生莴苣菜、一碟面酱、一瓶二锅头和两个小黑瓷酒碗。
二十三岁的姚继英和六十五岁的老父亲姚树深坐在桌旁。
姚继英拿起退伍回家时，在平阳县城买的二锅头，往小黑瓷碗里倒了半碗酒。
双手捧起黑瓷碗，恭敬的放在老父亲面前。
姚树深拿着白玉烟嘴的黄铜烟袋锅，轻轻的敲了两下桌子，用不容置疑的语气道：
“倒满！”
姚继英有大事要跟老父亲，这位高台村的幕后掌舵人商量。
不好再啰嗦的劝他少喝一点酒，怕影响了谈话的气氛。
于是用军人的习惯，更简要的答应道：“是！”
给老父亲的小黑瓷碗里斟满酒，也把自己的小黑瓷碗也倒满。
没等姚继英开言说憋了好几天的话。
姚树深却抢先说道：
“公社领导已经找你六叔谈了三次话，看来高台村的大锅饭是吃不下去了。
村里分田到户、分村产到户，是国家政策势在必行，以后就各家各过的日子了。
我在大队里赶了一辈子大车，想在分家卖村产时。
用你的复原费和残疾军人补助，把那两匹老马和一挂大车买下来。”
姚树堂说完话，眼皮都没抬一下。
滋溜喝了一口二锅头，又夹起一粒油炸花生米。
边细细的咀嚼，边等姚继英像刚才一样，用军人般的简洁来答应。
此时在全国的农村，分田到户、分家单过的浪潮越来越大。
姚树深所说的话，正是姚继英要做老父亲工作的话题。
姚继英瞪起一双大眼，把刚到嘴边的小酒碗放下，坚定地表达出对此事的态度：
“我只要干一天生产大队长！就一天不允许把村里的集体资产分干卖净！”
姚树深闻言，不紧不慢的又喝了一口酒，嚼完一粒花生米。
才用对儿子一贯的轻虐态度，不疾不徐的说道：
“小子，胡子都没长硬呢，高台大队还轮不到你当家，别忘了，是你六叔在当家。”
父亲在姚家他这一辈儿年龄最大，堂叔姚树堂排行老六。
姚树堂现在是高台村的大队书记。
这个年代生产大队的权力，确实是握在大队书记手里。
而生产队长的地位，也就相当于派工的工头。
村长当家，要等到两三年后，撤销公社和大队体制，改为乡政府和村委会的时候了。
姚继英退伍前是部队的排长，很有一些在跟捣蛋兵沟通的经验。
眼见自己说话再不转弯，就要和亲爹顶牛。
只好进行迂回。
姚继英冲老父亲堆起满面的笑容，把一双大眼挤成了一条缝，才开始忽悠他：
“亲爹，我之所以放弃三线军工厂的正式工，回家来当这个说话不如屁响的破队长。
一是要在您老身前尽孝，再就是准备接六叔的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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